第七章　巍巍汉隶流光溢彩

汉群臣上寿刻石局部

新莽嘉量局部

自战国就已萌芽的古隶，经过三四百年的发展，至东汉末成为典型的汉隶。两汉政府没有采取文字统一的政策，各种字体有充分自由生存的空间。大篆尚未消亡，小篆还在使用，古隶仍演化着，新兴的草、行、楷正处于雏形阶段，而最流行的则是汉隶。

两汉书法的遗存主要见于石刻和竹木简牍，另有铜器铸款和墨笔帛书。石刻有隶有篆，用隶为习俗常见的通用体，用篆则示庄重，如文帝后元六年（前158）河北永年出土的《群臣上寿刻石》。铜器铸款多见非隶非篆的书体，新莽始建国元年（9）的嘉量及铜籥的文字有篆形的结体以及隶的方折，可见一斑。竹木简与帛书均以隶书为主，此时隶书尚残有篆书的古意。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墨书》有篆的长形结体和迂回的用笔，好多字还拖着长尾，透露了汉前期隶书的特征——源于秦隶，且又有装饰性的发展。至于武威出土的墨书《仪礼简》及敦煌出土的《始建国天凤元年木牍》出现的蚕头雁尾及撇捺的左右分张，已开了东汉铭石体的雏形。整个西汉一代，直至东汉中晚期，逐变的古隶占主导地位，当时被称为“史书”。

汉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墨书局部

汉始建国天凤元年木牍

古隶经过整理与美化，形成左右撇捺分明、向背开张的汉隶。汉隶因外形如“八”字而又被称为“八分”。它的最大特点是以方折的笔道（笔运行的轨迹、动态的点画）解散了篆书圆转的笔道，并以左右分张的体势蕴含了强劲雄健的内张力。至东汉晚期，尤其是桓帝、灵帝时臻于成熟。后世所称的“汉碑”，指的多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的隶书碑刻。《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熹平石经》《华山庙碑》等庙堂碑石相继建置，《曹全碑》《张迁碑》等半官方刻石陆续问世，《衡方碑》《武荣碑》等私家勒石频繁现世，《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等摩崖石刻纷纷出现，传递了大汉帝国四百年国势强盛的时代风貌与气度恢弘的人文心理。“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于一代之人与文者”（《艺概》）—清代刘熙载提示了时代精神与书风的辩证关系，概括了秦篆汉隶的基本特征，一语中的。

汉史晨碑局部

汉碑一般不列书写人的姓名。例外的情况也有，如《华山庙碑》有“郭香察书”（也有人认为是指郭香监督他人所书）、《武斑碑》为“纪伯元书”、《西狭颂》载“仇靖书”、《郙阁颂》明言“仇绋书”、《樊敏碑》记录“刘躁书”。至于《熹平石经》中《礼记》《公羊传》各石后的堂谿典、马日磾等人的姓名则明示东汉末以来书写意识的自我觉醒，作品的归属开始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