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城区文化馆】中国书法15

南朝风神可餐，遗石亦堪称雄

二王以后，南朝书坛王字的余烈遗风，方兴未艾。唐书法家窦在肃宗即位之初（756－757）曾目睹过南朝名家真迹，其中宋25人、齐15人、梁21人、陈21人，比所见晋代名家真迹63人超过19人。这些人有的是王氏后代（如羊欣为王羲之外孙，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孙），有的是王氏亲朋故旧（如庾氏、郗氏、谢氏家族），有的是二王崇拜者（南朝帝王、宗室、朝臣大都以二王追随者自居，如晋桓温、宋明帝、梁武帝推崇大王，宋文帝、齐高帝赞誉小王）。在他们的提倡、支持、身体力行下，二王书风席卷了江南朝野，尤以小王为甚，婉丽妍媚成为南朝书风的主流。

刘宋的羊欣、范晔、谢灵运，南齐的王僧虔，梁代的萧子云、陶弘景，陈代的江总、顾野王、智永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城西南）人。他12岁时到吴兴，做太守的舅舅王献之十分喜欢他。一个夏日，羊欣躺在凉席上睡午觉，王献之进来，见小外甥睡得正香，身上新做的薄绢内衣，洁白而光滑，映着篾青，仿佛是一轴已装裱的手卷。他忍不住叫醒羊欣，让他脱下白绢衣，一番挥洒，绢上留下了好几段墨迹。小羊欣看呆了，缠住舅舅要他教授书法。王献之喜欢小外甥的执着，笑着答应了。在舅舅的指点下，羊欣书法突飞猛进。他的今隶、行书写得特别好，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有人出高价购得王献之的作品，经人鉴定，原来是羊欣的墨迹，那人还是高高兴兴的，一点不失望，因为王献之墨迹在羊欣成名时已很难求得，所以社会上流传着“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的谚语。羊欣的手笔现已绝迹，据以上传说以及梁武帝“欣书如婢学夫人”的批评，他的书法创意性不强，顶多只是王献之书法的克隆。但他是著名的书法理论家，著有《采古来能书人名》一卷，收录了自秦至晋有名的书家69人，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部简略的书家评传。他对恩师兼舅父的评价是“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

南朝羊欣暮春帖局部

南朝王僧虔太子舍人帖唐摹本

南朝萧子云列子局部

谢灵运，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谢安的侄曾孙，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南迁，移籍会稽，袭爵封康乐公。他的母亲姓刘，刘氏也是王献之的外甥女。他幼年寄养在外祖父家，深受小王书法的熏陶，真书、草书十分媚好。他经常背临在中书省（执掌机要、发布政令的机构）看到的王献之手书的表章。出于仰慕，也曾溜进文件库，用自己临写的文件和真迹调换，竟然没有人发现。后来，掉包行为不慎泄露。改朝换代后，刘宋的第三代皇帝宋文帝向他索取小王的真迹，他不得不献出来。他又是名诗人，擅长写田园小诗。每有新诗文，常手抄笔录，宋文帝看到后，高兴地把它们称为“二宝”。北宋末年，皇宫内院还藏有他的草书《古诗帖》一卷。

王僧虔，谥简穆，王羲之堂弟王洽的曾孙，官至侍中。他克承家箕，以善写楷书闻名。宋文帝赞叹他扇面书作的形和神都超过了王献之。宋孝武帝喜欢舞文弄墨，自负甚高。僧虔怕遭猜疑，常用坏笔写字，降低水平。齐高帝萧道成也热衷书法，即位后曾与僧虔比赛，故意问他：“谁是第一？”僧虔朗朗回答：“臣的书法是第一名，陛下是天下第一人。”萧道成为人宽宏，笑着说：“爱卿对答得实在太高明了。”他奉齐高帝之命，向民间征集历代书家的墨迹，得到孙权、孙休、孙皓祖孙三代，王导、王洽父子两代，张芝、索靖等人手迹12卷并羊欣的书论著作，一齐进呈大内。他对东汉末到南齐在频繁战乱中散失的名家书作的搜集、整理作出了贡献。他也曾模拟虎爪搏击的动作开创了“虎爪书”。他的楷书、行书出神入化，清肃冷峭，有野性的自然美。他又是个书法理论家，著有《论书》《又论书》与《笔意赞》数篇，主张“神采为上，形质次之”，折射了当时尚韵的时代精神。据《宣和书谱》记载，至北宋末，还能见到他的正书《御史帖》《陈情帖》。

萧子云，字景乔，齐高帝的孙子，南朝梁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他的草隶被当时奉为楷模，行书、草书各体亦妙，并独创用飞白体写小篆。整饬的小篆纷纷露白，如夏蝉的薄翅蒙在白纸上，纸纹清晰可见，意趣飘逸妍美。他书写真楷，早年学王献之，晚年出入钟繇。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曾专门派人至建邺（今南京）求萧子云的墨宝。正逢萧子云奉命往东阳做太守，将乘船上任。百济使者派专人在船码头等候。见萧子云上了船，百济专使在远离官船30步的地方，一步一拜，走近官船。子云很奇怪，叫下属问原因。百济专使虔诚地回答：“大人的尺牍，名声远播海外；外臣奉国主之命，专程来求墨宝，希望大人能答应我的请求。”子云听了很感动，特地停留三天，写了30幅作品，让百济使者带回去，同时也接受了百济国王赠送的金银财宝，价值数百万。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属河南省）人，史学家，著有《后汉书》。羊欣的学生，晓音律，工草隶，但不及羊欣隽美挺拔。

江总，字总持，济阳（今属安徽省）人。好学，才气横溢，工诗善属文。他居陈后主身边文人骚客之首，与后主为诗文酒肉君臣。身居“尚书令”高位，却置朝政于脑后，日日与后主在后宫游宴，饮酒作诗填词，号为“狎客”，因而受到后人讥讽。他的诗作虽浮艳却有风骨，行草在陈朝为第一人。他与陈后主一起被俘入隋，官拜上开府。他与欧阳询父亲欧阳讫是好朋友。欧阳讫谋反，被陈武帝诛杀，遗孤欧阳询年仅数岁。江总收养了他，并亲自教他书法与文学。欧阳询名扬初唐，与江总的启蒙不无关系。

顾野王，字希冯，吴郡人。他对古文字系统有过研究，识得上古奇字，一手迂回曲折的虫篆博得社会的好评。

智永，名法极，羲之七世孙，为羲之第五子王徽之的后裔，是二王系统在南朝最后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传人。他出家于山阴（一说湖州）永欣寺，人称“永禅师”。他师承远祖，得“羲之之肉”，各体妙好，真草最优。梁武帝要子侄学书法，命殷铁石在右军书作中拓出一千个字，每纸一字，各字不重复，又命周兴嗣把这些零星散乱的字组合成四言韵文。周兴嗣一夜不寐，编成一篇《千字文》。到天明，揽镜自照，鬓发全白了。智永刻苦临习《千字文》，相传他在永欣寺40年不下楼，临写了八百多本，分送浙东各寺院。几十年间退下的笔头积了数十瓮，每瓮重达数石。当时向他索书的人川流不息，居室的门槛多次被踏穿，不得不用铁叶裹起来，人称“铁门限”。后来他又把退下的笔头埋起来，称它为“退笔冢”，并写了铭文。

《真草千字文》是智永的代表作，传世有墨迹本及粉蜡纸拓本两种。现代书法理论家祝嘉把它和孙过庭《书谱》并列，赞它“草法最为正确”（《书学论集》），是学草书的最佳范本。唐孙过庭在《书谱》中对前人写真草作了总结：“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恪守家法的《真草千字文》作真如草，以草作真，无疑为孙的立论提供了继王羲之之后的又一实践先导。智永作真书，点画间常有游丝萦绕，“其”①字第二短横与长横间、“恒”②字左右两部分的横与竖间，各连以发丝般的弧形细线，点画提按自如，轻重缓急，变化瞬间。“岳”③字左下三撇、“山”中三竖、“辩”④字中八横都有不同的变化，甚至在每一笔中都有粗细起伏，时细小如针尖，时巨重似磐石，调摄合宜。智永作草书，在使转过程中注重了严守中锋运笔，一点一画，方笔圆笔，藏锋露锋，抑扬顿挫，交待清楚；运笔和缓，笔法一丝不苟，避免了一味使转易造成的流滑轻浮。无论是真还是草，点画的起笔取逆势，凌空直下，一入纸即调锋铺毫，点画顶端出现了麦芒状的小针尖。收笔到尾端再提，续写下一笔。沉着收束，笔笔到家，力透纸背。前人有“智师《千文》，笔笔从空中落，从空中住，虽屋漏犹不足以喻之”（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的赞美。全文左草右真，清丽不乏厚重，圆润又见锋芒，对比强烈，气息相通，奇趣妙成。

南朝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

作真如草，以草作真

结体紧凑，颇显平和

《真草千字文》结体紧凑，写得拘谨，颇显平和。这是永师个性和为人的自然流露，一定程度上也传递了永师创意的欠缺。点画较短促，游移的弧度小，冲势和缓，腕运动的幅度不大。“紫”⑤字长横起笔落得较低，调锋后扬手上抬，再重按铺毫右行，收笔向右下重按，形成两头低垂、中间劲挺的弯扁担形，仿佛承受了重荷，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竖画弩势分明，“林”⑥字两竖并列，采用同向的弧形直线，往往又是较短一竖的弧度更大，显得紧凑而柔美。数竖并列，各有曲弧，“静情”⑦两字，尤其是“静”字的末竖完全以行草的曲线出现，很典型。“迹”⑧字的左右结构肩倚背靠，携手促膝，十分友好地挤在一起。永师柔美流动的书法似乎受到了一种无形力量的震慑，这是他恪守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心态的写照。

“永字八法”是以“永”字为例，阐述正楷点画的用笔和组织的方法。关于它的来源，前人有三种说法：一、由汉代崔子玉传三国钟繇，再传王羲之；二、首创于智永，授予虞世南才得以广泛传播；三、由唐代张旭传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是不是智永开创，从《千字文》看，笔法绝对精到，如果没有磨砚成臼的功力，是无法做到如此得心应手的。

智永墨迹至北宋末尚存23件。《千字文》因数量之多，成为现存的智永惟一墨迹。

南朝的书作，大多是信札书简，以纸为书写的载体，纸质发脆损坏是常事，保存极其困难。所以南朝书家墨迹几乎绝版，传存至今的真可谓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汉献帝建安十年（205），曹操因社会凋弊，丧制奢靡，父亲又为阉竖的养子，无显赫身世与人比拼，罢厚葬，禁止立碑，以后魏晋两朝禁令屡下。南方禁碑是事实，但不等于无碑。《天发神谶碑》是不受禁令束缚的东吴所立，魏晋统治者也有恩准特诏自毁其令，世家大族私立碑石屡有出现。南朝齐以后禁碑令废。地面不得立碑，埋在地下的墓志于是兴旺昌盛。而边远地区，禁令对其则不起作用，负有盛名的“二爨”即是一例。

立于东吴末帝天玺元年（276）的《天发神谶碑》是别具一格的隶书。

孙皓即位，荒淫暴虐，东吴政权风雨飘摇。为稳定统治，孙皓寄希望于上天降福。为迎合皇帝心意，一些阿谀的小人便把自然现象奉为符瑞，甚至人为制造符瑞。孙皓在位16年，就因符瑞而改元八次。《天发神谶碑》刻石就是为答谢上天的保佑而作。

该碑非隶非草，亦隶亦草；怪诞离奇，却又法度森严；阴森神秘，狰狞可怖；气势雄强，咄咄逼人。

说它是隶书，外形却呈正方或长方，点画或平直或屈曲，缺乏隶书固有的波磔，不见蚕头雁尾。说它不是隶书，却以方折的笔道出现，起收笔及转折处往往头角峥嵘。横画起笔左上冲后又斜向左下，如分叉尖刃；收笔类起笔，上冲与下垂的幅度较小。书写方法是这样的：逆势向左上起笔，折锋斜落笔，提笔调锋折向左下斜出，再折锋向右上，提笔铺毫运行，至末端向右下一按，再折锋向上调锋铺毫，然后提笔向右上方出锋。竖画起笔斩钉截铁，收笔或如刀切或似悬针。转折处方折多于圆转。

东吴天发神谶碑

隶书笔法并渗以篆书结构

看它是篆书，用笔的方折、字形的方正或长方、点画粗细不一，却违背了篆书的根本特征。看它不是篆书，它却有篆书构字形态的某些特征：绝大部分字的外形是完整的篆书，如“西”⑨字。结体采用上紧下松的长方形，如“石”⑩字。笔画多用弧线，如“午”⑪、“九”⑫、“是”⑬、“甲”⑭等字中的横、撇、捺、竖；尤其是短竖，弧度很大，有的甚至拗曲为折，前者如“江”⑮字，后者如“工”⑯字。（半）框架结构的两短竖又往往见内敛式弧线，如“日”⑰、“丙”⑱等字。

总之，此碑是用隶书笔法并渗以篆书结构的奇伟惊世之作。它以方折笔道解散了篆书的圆转笔道，应归属于隶书。点画内张力极其强劲，外形雄强诡谲，起收笔以及线条的屈曲产生的夸饰，增加了碑文神秘感与震慑力。

西晋《辟雍碑》《郛休碑》处于隶楷演变的阶段。《辟雍碑》沿承隶书遗韵，字形却走向长方，点画起笔用卫觊的“折刀法”。卫觊变隶书的蚕头雁尾为折断的刀头，由于金属的张力（折断处两头尖锐，中间微凹），外拓而雄强，是典型的方笔。由于方头方尾，横画类似横捺，仿佛打破了雁不双飞的程式，出现了双飞、多飞。方笔与多飞开了北碑的先河。

东晋名碑为“二爨”。

“二爨”是《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的合称。爨是云南统治集团的姓氏，宝子与龙颜都是爨氏的主要成员。前碑字小，称“小爨”；后碑字大，称“大爨”。两碑树立时间相近、书体相仿，习惯上常合称为一，而事实上两碑分别处于由隶书向楷书演变的不同阶段。

《爨宝子碑》（以下简称《宝》）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碑》，立于晋安帝大亨四年（405，即义熙元年。大亨年号仅使用了一年八个月，但当时边陲不知中央政府权力更迭，频频改元，仍使用旧年号），现存于云南曲靖县第一中学碑亭内。

西晋辟雍碑局部

西晋郛休碑局部

东晋爨宝子碑局部

东晋爨龙颜碑局部

《爨龙颜碑》（以下简称《龙》）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立于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杜苌子撰文，爨道庆作。清道光年间阮元在今云南陆良县东南贞元堡访得此碑，开始引起书法界的重视。

两碑都烙上了隶楷变革的时代印记。

它们是楷书，但未冲破隶书的牢笼。楷书点画的八种基本形态已经出现，但尚稚嫩憨拙。横竖开始了欹侧，“君”⑲字（《宝》，见下页）上部三横斜向右上，“岳”⑳字（《宝》）“山”头三竖左侧右倾，“杜长子等”四字（《龙》）中各横有不同角度的欹侧，并以斜势起笔。撇画末端呈尖角形，不向右回锋实收，“不”（《宝》）、“痛”（《龙》）等字的撇与隶撇迥异。捺画重按处开始了收敛，“建”（《宝》）、“太”（《龙》）等字的平捺、斜捺都采用了楷法。隶书固有的三笔发生了以上的变化，隶书没有的点、折、勾、提在两碑中或时有出现，或随处可见。“绊”字左边下两点用方笔，“濯缨沧浪”（《宝》）中各字用三角点。《龙》除上述点外，还采用了长点、圆点等，如“尚”字两点或起笔用圆，或收笔用圆，“潜”字上部末点延伸了长度。“子”字（《宝》）上部、“军”字（《龙》）折法初见，有圆有方（如《龙》中“巴”字右上为方，左下见圆）。“威”字（《宝》）内部、“如”字（《龙》）左边末笔均以提笔出现。至于勾画有“秀”字（《宝》）的弯勾，“境”字（《龙》）的竖折横勾等。这些字楷法并不成熟，某些用笔、点画仍大幅度保留了隶意；如用方笔，方横方竖方点方折方捺，点画逆入平出、横平竖直，有方折的蚕头、上翘的雁尾等。“君讳宝子，字宝子”（《宝》）七字明显见隶法，“三”字（《龙》）末笔逆入平出，“立”字（《龙》）两横结尾上翘的折刀头。两碑除了点画不稳定外，字形虽已冲破隶书扁平的一统天下，向正方、长方发展，但离心力活跃。尤其是《宝》，“通旷清格、发自天然”八字中，“旷”特肥硕，“清”瘦弱，“自”之长，“天”之扁，忽大忽小、忽瘦忽肥，自成一格。“至人无想，江湖两忘”两句以瘦小为主，前四字瘦而偏长，后四字小而愈扁，也相映成趣。《龙》的字形较方正，却时有特扁特长的结构。前者如“疾”字，后者如“繁”字。两碑的这些相同处印证了隶楷过渡阶段中字体的不稳定与不成熟。

楷书点画的八种基本形态已经出现，但尚稚嫩憨拙

《龙》较《宝》晚五十余年，楷法也相应成熟，这是两碑最大的不同。《宝》留有更多隶法，横竖以平直居多，横画中段凹进，首尾上翘，类似晋隶折刀头，撇捺有很大的翘势，“本郡太守”等字极为典型。《龙》楷法的成分明显增加：横画斜起笔，藏锋护尾，如“重”字（见下页）诸横起收笔明显，收笔或方或圆；横画左低右高，中段基本不下陷，反而上抬，首尾即使有上翘势也相对平缓，如“竖”字末横。用笔丰富，除大部分方笔外，还时有圆笔，如“乃”字被包围部分左边短竖圆起笔，“衰”字上点尖起，“肃”字上下两折代之以圆转。点画形态也大有发展，就勾画而言，出锋有大（“宁”字末笔）有小（“嗣”字横折竖勾）、有尖（“感”字戈勾）、有圆（“刊”字竖弯勾）、有平（“刺”字竖勾）、有弯（“迹”字竖勾），变化多端。竖画有悬针（“泽”字末竖），又有垂露（“朝”字左下竖）。

两碑字形已冲破隶书扁平的一统天下，向方正、长方发展

爨宝子碑留有较多隶法

爨宝子碑多隶法，爨龙颜碑楷法较成熟

两碑结体妙趣横生，爨宝子碑拙变无穷，爨龙颜碑端庄奇变

两爨结体妙趣横生，《宝》拙变无穷，《龙》端庄奇变。《宝》尽管字形有大小、肥瘦、正斜、长短的变化，每个字常有出乎意外的新鲜，组合在一起却饶有情味。“子”字两只小手左右分开，手舞足蹈；“洁”字上下左右欹侧错位，产生旋转之感；“素”字细腰纤纤，楚楚可怜；“邈”字壮大伟岸，气宇轩昂；“痛”、“恸”两字，以框内的紧锣密鼓与框外的宁静空旷相依存，传递了悲痛之情，结体安排与字义合为一体。尤其可爱的是“束”字，中竖稍右侧又带了个慢弯勾，两点左右分张，肆意飞扬，仿佛一个刚学步的小儿郎，步履踉跄，小手左右摇晃，正一摇一摆扑人而来，令人忍不住要去搂抱一番。《龙》中很多字已是完整的楷书，如“除”、“蕃”、“十年秀才”等字。横不平竖不直，字形趋向正方或长方，端庄雄强、奇逸飞动是它的又一特点。“侍”字中间一片空旷，但由于左右对揖，长短三竖向中间攒聚，却疏而不散。“显”、“月”等字或以密映上下参差留下的疏，或用黑与白分割成大小不等的三部分，把视觉转移到白的变化中去，计白当黑，运用巧妙。“金紫累迹”四字以方正领衔，扁平压轴，平衡了中间的长瘦；“退无愠色”四字却以首尾扁长协调了中间的斜正。奇变时出，自然融合。

《宝》如五六岁的顽童，装神佛一脸正经，又忍不住偷笑；扮新娘头盖红巾，又满地乱跑；充将军刀光剑影，一招一式，胡乱撕打；斗草骑牛，竹杖当马，踢球捉迷藏，任性率真，淘气顽皮，却又稚态可掏。《龙》似十五六岁少年，自以为已长大，向往着成冠礼，举措温文，合于礼仪，童心不经意中却时有流露。二爨“上溯篆分之源，下开隋唐之经”（杨守敬《学书迩言》），与北碑一样，雄浑而刚健。

近几十年来，六朝墓志陆续出土，字体烙有隶向楷转化的特征。仍沿袭隶书的，如东晋《谢鲲墓志》；隶意较重的，如东晋《王兴之墓志》《刘尅墓志》《王闽之墓志》等；楷意居多的，如东晋《颜谦妇刘氏墓志》《孟府君墓志》，宋《刘怀民墓志》《明昙憘墓志》，南齐《刘岱墓志》，南梁萧融、萧敷、王慕韶、王志、萧氏皇室宗亲等的墓志。

东晋谢鲲墓志局部

东晋王兴之墓志局部

南齐刘岱墓志局部

南梁萧顺之左右神道碑

南梁瘗鹤铭局部

萧梁时代，碑禁开放。梁武帝即位初年（502）为父亲萧顺之修建陵墓，墓前左右神道碑（墓阙）各有碑文“太祖文皇帝之神道”8字，书体为带有隶意的楷书。但一碑自右至左正写，一碑自左至右反书，这种书写形式，在碑制上极为特殊。立于武帝普通三年（522）的《始兴忠武王碑》是南朝在京都树立的第一宏碑。它与早三年所立的《萧秀碑》同为吴兴贝义渊书写。两碑都是楷书，书风瘦硬雄强。

《瘗鹤铭》是摩崖石刻，相传刻于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由陶弘景所书。陶弘景隐居于江苏句容茅山，是道教“上清派”的传主。梁武帝常向他咨询，称他为“山中宰相”。他幼年以荻代笔，画地学书，从钟繇、大王步入书法殿堂。后又游名山，从民间书家遗迹中吸取养料，所作骨体遒美，别成一家。《瘗鹤铭》用篆隶笔法，方圆兼有；结体外紧内松，笔势开展，点画飞动。它从左到右，就崖书石，字形特大，行间疏密、字的大小多寡，变化不一。它“意会篆分、派兼南北”（何绍基语），是楷书而又古意盎然，并兼行书意趣，被称为“大字之祖”。

南帖北碑，虽有地域分疆，而九九归一，都在向楷书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