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城区文化馆】中国书法33

因人掩书，京易为襄

“苏黄米蔡”中的“蔡”是指蔡襄，他长苏轼25岁，比黄庭坚大33岁，米芾则小他39岁。在以时间先后排列顺序的宋四家中，蔡襄被放在末位，很不合情理。明代张丑在《管见》里作了一番解释：按宋代说法，宋四家中的“蔡”应为蔡京，但因蔡京是徽宗朝权奸“六贼”之一，为后人不齿，就改蔡京为他的同乡前辈蔡襄。蔡襄是正统派的传主，有别于尚意派的苏黄米。以襄易京，蔡襄忝列入宋四家，却以前辈屈居末位。

蔡襄，字君谟，兴化（今属福建）人，官至端明殿学士，卒谥“忠惠”。他以颜真卿为重点学习对象，几乎临遍了唐代所有名家的精品，继而上溯魏晋，学谁像谁，无一笔无来处，有扎实的楷书功底。楷书得鲁公法，端重沉着又比鲁公纤丽秾艳；行书笔致劲健，结体秀丽流美；草书笔圆字润，婉转有致。早年风格刚健有力，晚年趋于淳淡婉美。他致力于“散草”的创作。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古人以散笔作隶书，谓之‘散隶’，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范大年跋蔡襄《京居帖》说蔡襄的飞白，“细若游丝，轻如浮云，徘徊宛转，有翔龙舞凤之状。”苏轼十分欣赏蔡襄的散草：“每落笔为飞草书，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奔腾上下，殊可骇也。静而观之，神情欣欣可喜耳。”尽管赞不绝口，可他还是认为草书不是蔡襄的强项，行书应排首位，其次是小楷，再其次才是草书，小字又胜于大字。

宋蔡襄谢赐御书诗局部

当时社会上一致公认蔡襄的字是本朝第一，仁宗皇帝特别喜欢蔡襄的书法，御笔亲书“君谟”两字并诗，赐给蔡襄。蔡襄向皇帝谢恩，写下《谢赐御书诗帖》。这件事轰动朝野，在历史上留下君臣情义深厚的佳话。

宋代书碑志已成为真正的商品进入市场，购方要向书者付润笔。一次欧阳修请蔡襄书写《集古录目》序言，准备刻石。这件墨迹尤为精劲，欧阳修非常高兴，送蔡襄一份礼品，礼单上计有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团茶、惠山泉水等物品。蔡襄看了礼单，大笑说：“太清雅了，一点也不俗。”过了一个多月，有人送欧阳修一筐清泉香饼（产于清泉，焚香用的石炭），蔡襄听说这件事，叹息一声：“香饼来得太迟了，使我润笔中缺少了这样一件好东西。”蔡襄还活着的时候，社会上已把他的书作当作珍品宝藏起来。

宋蔡襄书札局部

宋蔡京鶺鸰颂跋局部

蔡氏传世碑帖刻有《法帖》5卷，墨迹存有行书《蒙惠帖》，楷书《谢赐御书诗》《颜鲁公告身跋》，草书《效燔帖》等。墨迹多为尺牍书札，这是交流思想、演绎友情的一种媒介，属于个人的隐私物。不同于奉敕作书的诚惶诚恐、树碑勒石的庄重严肃，书信诗札一般是在身心放松的情态下挥洒的。宋代这种书写载体在文人书家中使用频繁，少了些辕门列戟、气象森严，多了些文人气息、心平气和。蔡襄行书墨迹体现了这一时代风尚，兼有《兰亭序》的风流蕴藉与鲁公的沉稳敦厚。

在《蔡忠惠公文集》中，蔡襄留下论书的文章，他强调“学书之要，唯其神气为佳”，认为只求形似而忽略精神、是对书法的曲解。

蔡襄是虔诚的继承者，而不是勇于创新的人物。米芾称他“勒字”，勾活了这位书家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小心谨慎。所以尽管是“本朝第一”，宋人未把他归入宋四家。而蔡京在书法上却是个不断更新的人物，他的被易是因人废书的典型。

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他始学蔡襄，继从徐秀海（徐浩，字秀海，唐中期书家。草隶尤工，结法老劲，字体肥俗），转师沈传师（唐中期书家，吴人，字子言，善楷、隶、行、草，豪逸奇倔，骨法清虚，神情自若，存骨削肉），又改从欧阳询，字势变得豪健，沉着痛快。最后深法二王，晚年常自叹“右军难及”，“大令去父远矣”，遂自成一家。他转学多师，是个善于否定、善于更新的人物。宋哲宗绍圣间，天下善书的，没人能超过他。楷书《赵懿简公碑》有颜真卿、李北海的用笔，欧阳询的结体。行书《十八学士图跋》结体祖法柳公权，用笔继承二王，自然流畅，无雕琢痕迹。行书《鶺鸰颂跋》又是一番情景，节律与米芾相似，又显得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