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城区文化馆】中国书法10

四 书法艺术独立了

公元2世纪，是东汉的后期，翻开东汉书法史，许多新奇而有趣的现象扑面映现。

《熹平石经》立碑的当天，朝野轰动，太学门前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以后每天从全国各地来观看、临写、摹拓的络绎不绝，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乘车，单是几千辆车就把太学街道堵得严严实实。刻石经的本意是为规范经书文字，前来观看的众人中确有一些是为核对求实，但更多的则是来欣赏蔡邕等名家的书法。46块碑竖立在高等学府门前，不啻是一次空前的、国家级大师的书法作品展览。这一行为竟产生了如此轰动的社会效应，是始料未及的。

东汉兴起了“佣书”的职业，一些清贫的读书人靠替官府或富家抄写文书养家糊口，他们被称为抄手、书手或写手。他们汇集在东都洛阳，手挟简牍，帽子上插着笔，在大街上等候雇主。这种自发的劳务市场还相当兴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年轻时曾受雇于官府，当过抄手，以此养活老母。洛阳街头书手群中有一个叫王溥的小伙子，是西汉经学大师王吉的后代，与后代的王羲之有同族之谊。他人长得漂亮，字又写得好，在竹简上随随便便写几个字摊在地上，不多时就会吸引一大批顾客争相购买。男人送他衣服帽子，妇女用珍珠美玉和他交易，一天下来，所得财物竟装了满满一车。后来，他用卖字所得的一亿贯钱捐了中垒校尉的官衔。这是书法作为商品的雏形走上市场的较早记载，还带有物物交换的痕迹。

灵帝时，出现了鸿都门学。它独立于儒学之外，探讨的是文学艺术（诗赋小说、书法、绘画），讲堂设在鸿都门内。这里有过书法史上破天荒的记录：皇帝亲自在鸿都门主持书法比赛，参加者有数百人，南阳人师宜官夺得八分冠军。师宜官嗜酒，他去买醉从来不带一文钱，进酒店就在墙上挥洒，围观者总是越来越多，坐的、站的，从店堂一直堵到大街上，酒店买卖因而兴隆。师宜官坐在一旁自酌自饮，看酒卖得差不多了，就用铲子把墙上的字迹铲去。这是艺术与金钱的交换，书法作品已成为异化的货币，书法艺术商品化的雏形出现了。

观赏群体的出现、书作的商品化，表明到了东汉，书法的艺术性逐渐为人们重视，它的审美功能开始与实用功能分离，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书法的独立是东汉民众审美意识逐步觉醒和东汉社会审美风尚逐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一方面书法艺术本身具有魅力，另一方面，“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艺术品一旦拥有了具备一定审美意识的观众，它的价值就得到了认可。

自东汉以来，乃至魏晋六朝，书坛艺术之花盛开，奇花异卉争艳斗妍，细究起来，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及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原因。

东汉政权建立，光武中兴，文治是主流，社会相对安定了很长时期。经济的繁荣刺激了消费欲。统治阶级上层人士好名成风，生前崇尚奢侈，死后讲究厚葬。在这种社会习俗的影响下，豪门富家生前死后都需要文学家撰文、书家写字、雕刻家刻石为其歌功颂德，同时炫耀财富。尤其当先人下葬立碑石时，如得不到名家的手笔，子孙将被人看作不孝。王羲之的曾祖父王览的墓碑就是西晋名书家卫觊书写的。当时各地这三个行当中都出现了名家高手，蔡邕曾为袁满来、胡根写碑文，获得丰厚酬劳。佣书职业的出现正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艺术已成为读书人的专职或兼职。王溥卖字捐官就是一例。

文字在殷商时代是由极少数的上层贵族和神职人员（巫祝）掌握与应用的。到了周代，有了专门管理教育的官吏——保氏，以及官办的学校——国学，向少数贵族子弟传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学习文字结构，掌握书写技能与技巧是其中的一项。春秋战国时思想大解放，孔子创立“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由贵族阶层普及到平民（自由民），识文断字的群体日益扩大。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用法律形式规定读书人必须接受阅读能力和书写技能的训练，并且把它们作为选拔官吏的必要科目。汉承秦制，汉初有学校叫“书馆”，先生称“书师”，教学童识字习字。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汉魏博士考》）。《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史”、“吏”是文书一类的文职小官，“讽书”指读与写。尽管“九千字”可能是误记，因为至西汉末年，汉字仅五千三百余，但要为官做吏，必须具备良好的读写能力，这已成为定制。做了官还得经过官吏的书写培训。朝廷设立了“尉律学”，教官员籀文，习六体（古文、奇字、小篆、隶书、缪篆、虫鸟书）。每次考核，字写得最好的，可以升为“尚书、御史、史书、令书”，写得不好，则要受到弹劾降官。西汉晚期，社会上有讽世俗语：“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官”（《汉书·贡禹传》）。汉代称隶书（指早期隶书，即简帛文）为“史书”，这句话的意思是何必去学礼与义，只要写好隶书，就能做官为宦。汉武帝时的张安世就因为“善书”做了“尚书”（在皇帝左右，掌管文书、诏令）。书写技能引起汉人关注，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时尚。善书是追名逐利的敲门砖，基于这一认识，学书法的队伍不断扩大，书写技能日益丰富，评判书写好坏的标准逐步提高。

汉魏太学遗址，今河南偃师佃庄

汉魏洛阳故城城垣遗址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皇族、后妃、贵戚、百官中书家辈出。西汉元帝善史书，他重用史游，创立章草，提高书写速度。东汉光武帝、章帝、安帝、章帝窦皇后、和帝阴皇后及邓皇后都写得一手好字。邓皇后六岁就能写史书，临朝二十余年中四方属国贡献珍宝，一概不收，只允许贡上纸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灵帝。他是一个好享乐、荒淫昏庸的末世帝王，但对书法特别钟爱。他不仅身体力行，好学不倦，用鸟篆书写《羲皇篇》50章，而且还是几次全国性书法活动的倡导者与组织者。他以一国之主的身份主办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性书法大展览——熹平石经，以及首次全国性书法大比赛——鸿都门数百人的应试，使书法由此而登上大雅之堂。

武帝时的张安世是以书家入史的第一人。东汉以来，有名望的书家纷纷在史书上登场。文学家班固、许慎、蔡邕、才女蔡琰（蔡邕之女）、皇甫规妻等或善篆书、八分，或长于章草、行书。王次仲、刘德昇、钟繇的新兴楷书，曹喜的悬针篆，师宜官、梁鹄的八分，张芝、张昶兄弟的今草、章草都赢得了时人的认可和后代的瞻仰。三国魏晋时，兄弟子侄一门善书的历历可数，如三曹（曹操及其两子曹丕、曹植）以及曹丕孙高贵乡公曹髦；东吴孙权及其子孙休、孙孙皓；西蜀诸葛亮、诸葛瞻父子及亮兄诸葛诞；张飞及其子张昭；晋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孙司马炎父子、祖孙；钟繇、钟会父子；卫觊及其子卫瓘，孙卫恒、卫宣、卫庭，曾孙卫璪、卫玠，族孙女卫铄（王羲之的启蒙老师）一门四代善书。

他们中很多人又是名震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尤其是一介武夫张飞，他在宋代已被说话人描绘成鲁莽行事的“胡汉”将军，竟然能写出工整庄严的八分书。四川涪陵《刁斗铭》、渠县《八蒙山题名》等都是他的书法遗迹。1985年冬，四川阆中江里发现了三块碑石，其中一碑底座特大，上刻“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蒙，立马勒铭”22字，风格类《华山庙碑》，用笔以圆为主，兼及方笔，结体灵动，令人想见张飞披甲骑马、手执丈八蛇矛纵横驰骋、虎气腾腾的雄姿。帝王的倡导为书法艺术独立于世打开了自由生存的空间，名家辈出又使书法艺术精益求精，以精深广博的内涵展现于世人面前，更得到社会的重视与关注。

社会审美风尚在形成，热爱书法已成为习俗。如果说民众用财物与王溥交换书作、围观《熹平石经》还有收藏保值、纠偏求正等较多的实用意义，那么观赏师宜官的书法表演，则只是在享受感官与心灵的愉悦。审美开始游离于实用功能，这不仅在一个地域发生，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长久不断、愈演愈烈。

请再看几则传闻：

灵帝晚年，社会上掀起一股草书热。有一群人仰慕草书名家张芝、崔瑗、杜度，苦练草书，废寝忘食，如痴似醉。十天用坏一支笔，每天要消耗几丸墨，衣领袖口都染成了黑色，因为吮笔，红唇白齿变得一片乌黑。参加社交活动不与人交谈，只是独坐一边，不断地用手指在地上划写，或者拔起小根草在墙壁上划。即使手臂磨破，指甲断损，甚至手指出血见骨，仍划写不止。这一群人中不乏“彦哲”（指有学识的读书人），他们的热衷草书，于功利无益，与实用无关。

汉末三国的钟繇向同僚韦诞借蔡邕书论《笔论》《九势》，遭到拒绝，气得猛击胸膛，大口吐血，亏得曹操派人用“五灵丹”救了他的性命。韦诞死后，钟繇冒着死罪，盗了韦诞的墓，终于得到几乎让他送命的“宝书”，成为一代书法宗师。历史何其相似！其后钟繇弟子宋翼竟又从恩师墓中盗得钟繇的《笔势论》，步乃师风范，书法大振。

这是爱书法胜过生命的一例。

在西晋末年战乱中，王氏家族举族南迁。王羲之的堂伯王导、叔父王廙，抛弃宗庙、家园，却把钟繇《宣示表》、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折成四叠，夹在衣带中带过长江。以后，在乌衣巷，它们成为少年王羲之最早接触的两本前人法帖，在书圣成长中起了奠基石的作用。

这是视古代法帖比金银财宝更珍贵的一例。

有个喜欢书法的年轻人，苦于得不到王献之的书作，想了个办法，叫人用精白纱做了一件外衣，穿到献之家中炫耀。献之见衣服质地洁白，手感柔软，顿生创作欲望。年轻人顺水推舟，把衣服脱下，铺在案几上，于是献之一番歌笔舞墨，在衣服的两袖两襟上留下真草隶篆的墨迹。年轻人好高兴，回头瞥见献之那些门生朋友个个面露妒色，慌得赶忙穿起外衣告辞。刚出门，身后果然奔出一群人，一番争夺，将新衣服撕成碎片，年轻人只抢回一只袖子。

人们对书家的法书如此酷爱，为之用尽心机，甚至不顾体面生抢硬夺，即使只有片言只字也不啻得到珍宝！

社会上出现了广泛性的书法热，人们书写、观赏、收藏，对书法的狂热之情经久不衰。这就使以审美多于实用为目的的文字书写和从审美角度来欣赏文字书写的行为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书法艺术的横空出世又不能离开其自身发展的基因。

汉末魏晋，篆隶草行楷各体兼备，学书的人可以从任何一种字体、任何一个流派中汲取养料，滋润自己；也可以在自由空间中选定专攻方向，追求书艺的精进。书写技巧越丰富越精到，书写的艺术性越显示魅力，书法艺术从实用书写中剥离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书写工具的改良为书写技艺的日趋精深提供了物质条件。

造纸术是我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据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实物的出土证实，造纸术发明于西汉前期。1957年，陕西西安灞桥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一叠麻纸，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植物纤维纸。这种纸质地粗糙，不利于书写，不能和简帛比美。到西汉中期出现了一种薄的小纸，仅供宫廷使用。《汉书·赵飞燕传》里记录了一段灭绝人性的故事：汉成帝与宫女伟能有了私情，伟能十月怀胎，生了个儿子。生子七八天后秘密泄露，皇后赵飞燕大怒，胁迫成帝下旨杀害伟能母子。被打入狱中的伟能收到成帝的赏赐——一个上封的小绿箧，里面有两枚药丸，用赫蹏裹着。赫蹏上写着：“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伟能被迫自杀，刚出生七八天的小皇子也被成帝和赵飞燕合谋闷死了。汉应邵注：“赫蹏，薄小纸也。”这段史料证明至少到西汉中晚期，纸的使用在宫廷中已很普及。

纸质越薄，对工艺的要求越高。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一座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麻纸，厚仅0.07毫米，只有灞桥纸的二分之一。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对纸的制作进行了改良，他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为原料，降低了成本，改进了制作工序，提高了质量。蔡伦因此被封为“龙亭侯”，他监制的纸被称为“蔡侯纸”。稍后，一个叫左伯的书法家又制造出一种质地细密有光泽的好纸，被称为“左伯纸”。改良后的纸，价格便宜，功用大进，使用广泛。在书写方便的前提下，当时流通和以后传世的真迹日益增多。从真迹入手，学习成效突飞猛进。

汉代的笔较秦朝已有改进，笔毛开始用兼毫。甘肃武威磨咀子一座东汉中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支毛笔，内层是黑紫色硬毛，外面覆上较软的黄褐色毛，再扎丝涂漆加固。笔长21.9厘米，笔头长1.6厘米。笔头小、锋又单薄，所以汉隶转折处时有方折出现。至晋朝，制笔法又有了进步，笔略大，锋也较饱满，贮墨多，入纸则丰腴，点画圆润，笔毛的表现力更丰富。笔毛刚柔相济，便于使唤，蔡邕曾深有体会地说过：“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九势》）清人刘熙载说：“能柔能刚之谓‘软’，非有柔无刚之谓‘软’也”（《艺概》）。能柔能刚，就会产生出奇生怪的审美效果。

文房四宝的另两类——砚和墨在汉代也出现了变化。西汉的墨外形如小圆块，叫丸墨，要用研石来磨；东汉出现了长方形的锭量，可以用手拿着直接在砚石上研磨。后者研磨省时，又可随意加水磨成大量墨汁，笔含墨汁滋润，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表现力。东汉的砚台装饰很精致，折射出使用者的审美情趣。

书法批评的广泛出现为书写实践奠定了理念的基础。

相传李斯的《笔论》是最早研究书法的理论文章，但这毕竟是传说，而且是个别的现象。东汉以来，书法批评陆续问世，书法家不满足于实践的书写，开始对书法本体和审美感受进行理性的探索。最早关注书艺的是东汉的班固，他撰写《汉书》，把西汉好书现象、善书人姓名业绩载入史册，并第一个把书与乐、舞等同，归入“艺”的范畴。东汉末年赵壹的《非草书》是一篇抨击草书的专论。文中谴责了草书热，却反证了以审美为目的的书写与欣赏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蔡邕的《笔论》《九势》提出“默坐静思，随意所适”，宣告汉字艺术“有意为书”的自觉发展阶段来临了。书法艺术是通过线条的组合和运动，表现多种自然运动和生命状态，运动性、可变性、生命的活力与形势是书法艺术的本质。蔡邕的理性思维为书法艺术奠定了基石。至晋朝，有更多的书法家投入理性的思索。西晋成公绥、卫恒、索靖、卫夫人等都有书论问世，东晋王羲之提出“意在笔先”的主张，把文字书写活动视为艺术的一种思维活动。他所处的时代，从审美角度来欣赏书法已得到社会的公认。南北朝时王愔、羊欣、虞和、王僧虔、江式、陶弘景、袁昂、梁武帝、庾肩吾等人不仅致力于书写实践，而且都有书论流传下来。

源自实践的书写理论，反过来对书写实践起到不可磨灭的指导作用。

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终于在内外诸因素的作用下，独立登上了历史舞台，迎来了书法史的辉煌时期。

回忆与思考

-何谓古隶、汉隶、今隶？

-汉隶有哪些基本特点？试以《史晨碑》或自己日常临习的隶书为例来说明。

-怎样理解汉隶的“一碑一奇”？谈谈你的认识。

-书法艺术从书写实用中独立出来始于何时？独立的原因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