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城区文化馆】中国书法12

二 二王风范，千古传颂

东晋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王献之，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他们父子是我国历史上名噪古今的书法家，历来有“二王”之称。他们除追宗秦篆汉隶淳朴的笔意外，并取法同时代流行渐广的张芝、钟繇的书体，再从民间汲取养料，使行、草、楷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几种新字体在以往应波挑处，往往敛锋不发，显得安详严肃、秀丽可爱，并且有如斜反正、若断还连的效果。这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秦禹陵窆石题字

东汉大吉买山地记刻石

王羲之是东晋时代“王与马、共天下”的王氏家族的一员，生活在书画世家的氛围之中。书画的家族性是当时艺坛的一道风景，折射了社会构成形态，是书法流派形成的暖房。东汉以来重视门第出身的风气，到魏晋已正式演化为九品中正制，门阀士族阶层形成。豪门地主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领域都拥有特权，具有强烈的独立性。他们有优厚的物力、财力，充裕的时间，高层次的文化修养，其中一些游心于艺的人物，可以从从容容、专心致志从事艺术的创作与探索，家族内部涌现各种流派，代代相传，不断完善，绵延不绝；流派的相互交流与竞争又促使书法艺术向精进发展。

晋王羲之姨母帖

释文：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顿首、顿首。顷遘姨母哀，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因反惨塞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

王羲之的祖先是西周灵王的太子晋，以后数十代诗礼传家，簪缨绵绵。曾祖父王览为魏晋两朝元老。堂伯王导、父亲王旷是东晋元帝南渡的首倡者。在这个家族里，王导行、草兼妙，堂伯王敦颠草笔力雄健，堂叔王邃善行草。父亲王旷得蔡邕笔法，叔父王廙能章草、飞白、工隶书，师钟繇学楷法，被皇帝誉为“当代书画第一”。堂兄弟王恬、王洽、王邵、王荟或工草隶，或精草行，或善楷。羲之幼年师从表亲卫夫人（卫铄），少年随叔父学书画，临摹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和钟繇《宣示表》。成年后经常与之切磋书艺的有岳丈郗鉴（草书古劲宏丽），妻弟郗愔（以章草见长）、郗昙（书作气势浩大），妻郗璇以及戚属国舅庾亮、庾翼兄弟（亮擅行书，翼草隶妙好）。晋王朝曾一度收复故都，羲之北上许昌、洛阳，游泰山，见李斯小篆、曹喜悬针篆，钟繇、梁鹄书作，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又在堂弟王洽处见到张昶的《华岳碑》。羲之长期生活在会稽一带，会稽城南的李斯手笔《会稽刻石》《禹陵窆石题字》，东汉建初元年（76）《大吉买山地记刻石》等名迹，他不可能熟视无睹。这些秦篆汉隶滋养了羲之，终于塑造出一个独立的自我。羲之死后三百多年，唐武则天时代的李嗣真在《书后品》里给了他“书之圣”的桂冠，他是当之无愧的。

钟繇书写的仍残留有波挑的真书，在魏晋时风靡一时，为东晋豪门士族恪守不变。王羲之蒙师卫夫人师承钟繇，楷法端庄稳重、娟秀隽美又摇曳多姿。唐人有“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露”的美誉。王羲之早年的《姨母帖》（见左页）无论是笔势还是字形都保留了当时崇尚奇诞怪放、错落参差的风格。“一”、“十三”、“情”诸字，取势横向，一目了然；第二个“首”字的长横起笔，蚕头十分明显；第二个“羲”字戈勾以隶书斜捺式出现，末端稍按即收，残留隶脚；“母”字的横折弯勾以横折撇形式出现，撇的隶意亦很浓；此外，横画与竖画较平直，欹侧度不大。它接近早期行书，与魏晋简牍墨迹多有相似之处，是王羲之书法未成熟前的行书。

然而，就在社会上层恪守钟书不想突破的同时，以实用便捷为目的，民间开始了对钟书的改造，波挑放逸渐渐变成圆转凝重。著名小楷法帖《曹娥碑》《晋人尺牍》反映了这一事实。可以认为，这已开了王字的先河。

晋孝女曹娥诔辞局部

晋楼兰李柏书牍局部

《曹娥碑》又称《孝女曹娥诔辞》，关于它的书写者，历来有多种说法：宋高宗认定是晋人书作，宋黄伯思认为是王羲之作品，元陈绎曾则说是南朝后期人所写。该帖字形虽仍扁平，但结体宽博，不同于隶书中宫收敛；用笔不失隶书的古拙意趣，撇画开始缩短，并且不再实笔回锋，捺画时有收敛。

魏晋简牍与纸文书的出土以新疆地区为首位，罗布泊西北的楼兰古城遗址原是魏晋及前凉西域长史的治所，这里出土的简牍文书主要是公文书信等当时人日常应用文的遗墨。文字多为行草书，与汉代简牍的草隶与章草大相径庭。线条饱满，点画以侧势见妍，行笔多变，字形错落，隶捺已少见，书写随便自然，却也见功力。

王羲之涉猎各种书体，八分、章草、飞白、真、行、楷各体俱精。相传他游鉴湖，路过门生家，在一张新做的案几面上留下一幅楷、草相杂的书作。门生的老父以为墨汁污了新几，叫匠人把它刮去重漆。门生送老师回来后，面对一张新漆的案几，懊恼得半天开不了口。一幅作品内杂以多种字体是羲之的游戏之作，既折射了一个时代有多种字体在闹春，也图解了他“备精诸体”、游刃有余的功力。各体中成就最高的为真、草、行，排列顺序依次为行书第一，楷书次之，草书又次。

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晋王羲之乐毅论局部

《兰亭序》是王羲之行书的代表作，该帖的成功说明羲之行书先于楷书成熟，并已臻高峰。

王羲之一生留下大量翰墨，重要行书作品有《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孔侍中帖》等。王字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另外，唐代僧人怀仁将羲之遗墨摹刻了一部《圣教序》，这对后世，尤其是明清两代产生巨大影响。但因是集字，通篇气势较差，字与字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

羲之楷书成熟较晚，著名楷书法帖有《乐毅论》《黄庭经》等。前者是写给献之作范本的，后者据说（一说是《道德经》）换取了山阴道士的一笼白鹅。这些楷书接近钟繇，点画却变平直为欹侧，结体化扁平为长方，去掉隶书波挑，代之以篆书的圆转内蓄。羲之小草有别于张芝以外形的连贯为特点的“一笔书”，他的“若断还连”强调的是笔断意不断的内在联系。唐太宗搜集汇编了《十七帖》，因首帖首行有“十七”两字而得名。共收羲之书札27（一作29）通，由解无畏摹勒，褚遂良校订，现仅存宋代摹拓及刻本。女皇武则天登上皇位后，让王氏后裔王方庆献上王氏家族遗墨，凡28人，共10卷，并命人双勾填墨，启动了王氏家族文脉走向社会的枢纽。

王羲之书作，大部分是书信、小品一类，写得随便，自有天籁，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钟爱有增无减。东晋桓玄对观赏王书要求十分苛刻，一定要客人洗手完毕才肯出示墨迹；刘宋的一位侯爷，悬金招买羲之法书，无论多高价格绝不吝惜；宋明帝、梁武帝都命人做过鸠集、缮写的工作；唐太宗更是演了一出不光彩的闹剧，智赚《兰亭序》。然后以临摹、响拓（把绢或纸覆墨迹上，对光双勾填墨）、硬黄（用于临摹法帖的一种纸，用黄檗和蜡涂染，坚韧而透明，纸色黄、易久藏）、刻石等各种方法使真迹得以广泛流传；唐玄宗时钟绍京曾以数百万贯买得右军行书五纸，而即使如此昂贵的价钱也买不到大王真书一纸；元代赵孟頫在赴京舟行中见到《定武兰亭》，喜欢得不得了，每日观摹；明洪武元年，政府规定临习二王法书是国子监学生每日必修的课程。唐代日本遣唐使、留学生归国往往以携带二王法书为荣。日本奈良朝的光明皇后（701－760）倾慕羲之书法，专攻《乐毅论》，在有纵横格子的白麻纸上彬彬有礼地临习，一笔一画淤积着强烈的力感。在公元9世纪前后日本平安朝初期强劲的仿唐风中，羲之的法书是为书家不断重温的圣迹，中国书法以此弘扬于日本，在异国开花结果。

然而水火无情，人祸更甚，羲之在天之灵当痛哭其书作屡遭劫难。

属于天灾的：南齐东昏侯永元三年（501）后宫大火，殃及内府历代珍藏。大业十三年（617），隋炀帝游江都，中途舟覆，所载图书典籍全喂了运河中的鱼鳖。造物主也许在觊觎羲之的才华和功绩，非让这些稀世之宝回复为原始的一分子不可。

归于人祸的：梁元帝承圣三年（554），西魏兵围梁都江陵，城内的古今图书及二王书迹14万卷被梁元帝“我不能拥有，别人也休想得到”的狰狞恶欲付之一炬。有见识的魏将冒着被火吞噬的危险，总算从火神口中夺回4000卷。可叹呀，起死回生的连原来的一个零头都没有。可就是这些残纸剩片，却使北朝人士得以一睹二王书作的风采。内弟郗昙去世，羲之在哀痛之余，将自己的大批书作做了他的殉葬品，后人为一代书圣的这一蠢举而扼腕；而圣明如贞观天子，也不满足于生前对《兰亭序》的占有，向往在另一世界继续拥有，稀世国宝就此沉沦到幽暗的昭陵中去了。这是私人占有欲恶性膨胀的结果。但历史一再与他们开玩笑。陈文帝天嘉年间，郗昙墓被盗；唐朝刚灭亡，贞观天子的昭陵即遭劫难。盗墓贼干的是吃死人的肮脏勾当，眼红的是地府的珍宝，但二王等名贤书迹却可能由此而重见天日，再返人间，这倒是盗墓贼意料之外的“功德”事。

有的艺术家，生前不被重视，死后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到价值。王羲之则不然，他在世时书名已大播，他的书作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喜爱、珍惜，传说还惊动过鬼神。羲之笔下的行书不像篆书难识，没有隶书的多饰，也无楷书的严肃，而是清新、潇洒、旷达，既趋时又实用；羲之笔下的线条有多种艺术魅力，用笔藏锋逆入，提按顿挫，轻重多变，或挽或引，或曲或直。违和相辅、似斜反正，虚实相映的点画、结构、章法，若断还连的气脉，都给人以美的享受。

晋王羲之奉橘帖

它是一首抒情诗，抒写了“飘若浮云，矫似惊龙”的禀性；它是一章乐曲，八音迭起，使人通体毛孔开张，舒畅通达，感触万千；它是一幅图画，描绘出“龙踞天门，虎卧凤阁”的雄逸气势。

羲之书风有平整融和与欹侧跌宕两个侧面。这是由书体、书写时的心情、环境的差异形成的。隶属前者的有全部楷书，部分行书，如《兰亭序》前半部、《奉橘帖》、《快雪时晴帖》等。归于后者的是部分行草，如《兰亭序》后半部、《频有哀祸帖》、《丧乱帖》、《屏风帖》等。千年以来，羲之的书法代代有传人。有的继承了他平和秀逸的一面，如智永、虞世南、陆柬之、蔡襄、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王献之、欧阳询、李北海、米芾、祝允明、王铎等则步其欹险峭劲的后尘。颜真卿是他传人中的佼佼者，承袭王字遗风，大胆改革创新，改变了太宗以来王字一统天下的局面。张旭、怀素、杨凝式、苏轼、黄庭坚、傅山等各以他们的心血为这一旁支推波助澜。近代沪上四大名家——沈尹默、马公愚、邓散木、白蕉，无不以羲之为师，先后成为书坛的领袖。

王献之幼年学父亲，后又取法张芝，变羲之内为外拓，开创了一种俊迈而有逸气的新书体，后世人受其影响很大。

内与外拓是两种不同的用笔方法。沈尹默先生是这样来阐述两者的不同的：内“先须凝神静气，一心一意地注意纸上的笔毫，在每一点画的中心线上，不断地起伏顿挫着往来行动。使毫摄墨，不会溢出画外。务求骨气十足，刚劲不挠”，“外拓用笔，多半在情驰神怡之际，兴象万端，奔赴笔下，翰墨淋漓，便成此趣”（《二王法书管窥》）。内笔意紧敛，以骨力见长；外拓笔意开展，以筋力见胜。用笔采取外拓或内是由创作者个人禀性、书写的字（书）体、书写时的情绪所决定的。

献之学书时年仅七八岁，据说羲之曾出其不意地从后面抓住儿子正在书写的笔杆，猛地往上一抽，竟然没能拔出来。羲之高兴得叫了出来：“好小子，王家又将要出一名大书法家了！”献之学书法天分高，悟性强，执笔方式的正确为他日后的成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献之是羲之的幼子，从小受父母宠爱。出身清贵，仕途又顺利，造成他任性、倔强又自负的个性。他路过吴郡，听说顾辟疆家中有名园，便不顾自己与园主人素昧平生，贸然乘平肩小舆进园游玩，旁若无人地说好道坏。主人正在宴客，见状大吃一惊，一顿痛骂，把献之赶了出来，而献之傲色依旧。谢安问献之：“你的书法和你父亲相比，怎么样？”献之昂然回答：“当然超过他。”谢安笑笑说：“外面可不是这样说的。”献之不屑地答：“外面人懂什么！”

献之的举止尽管乖张，但他仍是一个正直的人。自小深沉寡言，却骨鲠刚直。他任宰相长史的时候，谢安想让他题太极殿匾额，被他严辞拒绝。谢安死后，朝臣们为赠礼多少及追赐官爵有异议，献之独上疏力争。郗昙是他的舅父又是他的岳丈，他因与舅家失和而与郗氏夫人离异，后另娶新安公主，成为晋室驸马。献之临死前，按王家信奉的道教规矩，要忏悔平生最大的过错，献之吐出肺腑之言：“唯忆与郗氏离婚。”

晋王献之中秋帖

晋王珣伯远帖局部

献之少年时，草隶已写得很好。一次他走出会稽县衙，看见北馆新砌的泥墙上白垩明净，便随手取过倚在墙壁的帚子，蘸了泥汁写了一丈见方的一个大飞白书，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羲之路过，看见壁上大字，连声赞好。待问明是七郎所写，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给亲戚朋友写了好几封信，连赞“子敬飞白大有意趣”。献之并不满足于传统书写，他善于思考，看到行书速度尚缓慢，草书又难于辨识，便建议父亲改体，创立一种不拘传统字法、省略归并点画、间于草与行之间的新字体。他自己的草书正是这种“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张怀瓘《书议》）的行草，这种字体又被称为“破体”。献之探本索源，继承父亲笔法的精髓，又有独创之处。论骨力，儿子不若父亲中和、沉静、雍容；论筋力，父亲不如儿子纵心奔放、逸气横生。父子各有擅长，父亲被称为“书圣”，儿子也获得“亚圣”、“小圣”的称号。

王献之传世行书作品有《鸭头丸帖》、《送梨帖》、《中秋帖》、《地黄汤帖》等。这些墨迹大多是唐人（或宋人）的临摹本。在唐开元五年（717），内府还藏有献之真迹行草30卷，正书2卷，但现今一件也见不到了。残本《中秋帖》，又名《十二月帖》，为小王代表作，是“一笔书”。米芾说它运笔如用火筷在灰上划写，起收笔不见痕迹，在漫不经心中完成，是“子敬第一帖”（《书史》）。此帖结体紧密，气势如海浪奔腾翻滚，一泻千里，用笔圆转滋润，大得篆法。当年乾隆皇帝把内府所藏三件法帖携带在身边，朝夕观摩，它们分别是羲之《快雪时晴帖》、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乾隆还因此题他的御书房为“三希堂”，并以“三希”之名刻丛帖《三希堂法帖》。1952年，《中秋帖》和《伯远帖》已被典当在香港一家银行，即将赴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这两件稀世之珍才终于以重价购赎归国，珍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王珣的《伯远帖》是现存惟一的王氏家族法书真迹。王珣，字元琳，小名法护，乃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羲之的堂侄。

《鸭头丸帖》为行草书，现藏上海博物馆，2行共15字，学术界基本认定为唐人摹本。帖系便札，前段6字谈药效，后段9字约与朋友相见之期。前半部为应答，运笔稍缓慢，以行书为主；至后半段，笔下见活，运笔疾速，以草书为主，传递了与朋友相聚的迫切心情。前后两段各蘸墨一次，墨色枯湿浓淡节奏强烈，气脉断续得宜。南宋姜夔曾指出：“自唐以前多是独草，不过两字属连，”又说，“是点画处皆重，非点画外偶相引带，其笔皆轻”（《续书谱》）。《鸭头丸帖》是这种草书书写方法的典型。帖中有“不佳”、“当必”、“集当”三处连笔，其余点画重实，牵丝引带轻灵。写到后段，手腕动作更见灵巧多变，挥洒自如。点画有粗细，字形有欹侧，但整行平衡一丝不乱。以第一行为例，“鸭头丸”三字侧向左，“故不佳”三字虚右，尚嫌左边太轻，“明”字较正而左边却以重墨粗笔相叠出现，密不透风，“当”字又左转，下部虚左实右，最末一个“必”字虚右实左，填补了上字产生的空档。行的中轴线以蛇形线形式出现，曲中见正，看似随便自由，又处处留心，实践了羲之“意在笔先”的原则。

晋王献之鸭头丸帖

释文：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晋王献之玉版十三行局部

《十三行》是献之书写的著名小楷法帖，内容抄录曹植的《洛神赋》，因仅存13行，故名。字的结构奇肆有趣，笔力秀润圆劲，舒放自由。

献之的行草更便捷更实用，更符合南北朝人的生活习惯，所以献之以后，小王的影响超过了大王。当时的人只知道献之是名书家，不知钟繇是何人，甚至连大王也被遗忘了，以致陶弘景发出“此世皆高尚子敬”的感叹。唐太宗是“二王”的崇拜者，为了维护封建道统，他扬父抑子，说献之书法“疏瘦如隆冬之枯树”、“笔纵若严家之饿隶”（《晋书·王羲之传》），贬得一无是处。他运用皇权，多方收集羲之墨迹，甚至把献之作品改头换面，署上羲之名字。社会上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也随之把献之作品上的名字抹去，改换他人。就这样，风靡一时的献之墨迹在经过了南北朝社会动乱和战争破坏后，又一次遭到厄运，几乎绝迹。但也正由于唐太宗的提倡，到初唐，“二王”体系的书法在全国占了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