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城区文化馆】中国书法23

在楷、行、草三体中，草书是王羲之最薄弱的一环。献之的强项是行草。唐太宗维护封建道统，尊父抑子，使得初唐草书门庭冷落。只有孙过庭一人，留下墨迹一卷，在为后人展现了初唐草书神采的同时，也做出了冲破羲之行楷藩篱的尝试。盛唐的李邕吹响了独创的号角，在行书领域另辟蹊径。颠张狂素、颜筋柳骨，如大潮涌动，融进改革的行列，把大唐书法推向全新的境界。与大繁荣的创作活动相适应的书法理论，也有了新的突破。书法理论家张怀瓘等人关注当代，呼吁变革，为书法理论的建设矗立了丰碑。

孙过庭，字虔礼，吴郡（今苏州）人。他博雅有文才，却一生潦倒，最高官职仅是从八品率府录事参军。草书直入二王门径，工于用笔，书写速度极快。临摹二王书法，几乎可以乱真。著有《书谱》两卷，共六篇，书成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全书已失传，今仅存墨迹草书《书谱·卷上》（或作《书谱序》）。因通篇字数较多，易于取法，兼之该书对正草两体特点、学书经验、学书流派的阐述精辟形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后世学草书，多从《书谱序》入手，把它奉为圭臬。他主张书法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抒情艺术，提出“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进化论观点，倡导“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的创新精神，为盛唐的书法革新作了舆论准备。

唐孙过庭书谱序局部

唐李邕云麾李思训碑局部

《书谱序》出入二王，主要继承献之的草书传统，同时又渗入自己的特长。用笔急速险奇，或转或折，隽拔刚断，转处张力内涵，折处干净利索。后半段点画更飞动，墨采更奕奕。虽有破笔散锋，仍丝丝入扣。字有大小、轻重、浓淡、正侧的变化，飘逸中见沉着，婀娜中映刚健。米芾把《书谱序》的笔法看作一种全新的用笔，命名为“过庭法”，予以“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的评价。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今属江苏）人，父亲李善是注《昭明文选》的大学者。李邕在中央做官，敢于直谏；在地方上当父母官，清廉刚直，为民兴利。他官至汲郡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天宝中因李林甫进谗言而被杖杀。他以行草书出名，初学右军，既得其妙，复脱归习，笔力一新。在举世皆步二王后尘的韶乐声中，他振臂疾呼“学我者死，似我者俗”，奏出了叛逆的音符，张扬了个性和风格，首次举起创新大旗。无怪乎李阳冰称他为“书中仙手”，直把他看作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的高手。

传世作品有《云麾李思训碑》《岳麓寺碑》《法华寺碑》《端州石宣记》《叶有道碑》《李秀碑》等。他在笔意和气势上学王字的精神，字形却摆脱了“二王”的纤秾，以“生”、“强”、“奇”、“拙”、“倔”别开生面。

一、横画左低右高，欹侧严重，“前”①字长横倾侧接近30度，“相”②字左边横画斜得更不可思议，几乎近45度，落笔不凡，即有夺人的气势。

二、作为主画的撇、竖、勾、捺等，抬头伸腿，展手叉脚，“史”③字的长撇、“神”④字的长竖、“或”⑤字的戈勾、“游”⑥字的平捺舒展且强化，一波三折，予人以肆意任性、舒畅豁达的感觉。

三、由于采用前两种构字方法，结体不仅仿效隶书，还超越了隶书，头角也峥嵘，如“慕”⑦字右上短撇变长，长横斜向右上，冲势骏利，紧挨着的撇又拉得长长的向左下延伸，中间竖画从长横右端出笔，整个字重心被抛到左边，下伸捺笔又远离长竖，一波三折向右悠闲地舒展，字的右上、左下、右下以及头与底率意放肆，有骨骾在喉、一吐为快的格局。

四、紧缩中间部分的点画。“旧”⑧字中间四横压扁，达到中宫收敛的效果。

五、末笔以短画结束的，往往向右下侧宕，“生”⑨字短横下跌，把视线引向右下角，是四肢开展的另一种办法。

六、左低右高，由于点画轻重、斜正疏密安排的巧妙，整字不失重，仍稳稳妥妥立得起来。“时”⑩字左右两部分高低落差悬殊，左边结构均向左偏侧，“寺”部竖勾点画的粗重、顿挫用圆笔，勾势的平缓凝重，三角方点的张扬，都为右下增加了砝码。整字的外形呈菱形四边形，参差错落、疏密得当，在险奇中求得了平衡，并产生了跃跃欲试、凌空飞翔的动感。李北海书法刚强雄健，气度从容，倜傥奇伟，凌厉无前，给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的影响很大。

李邕在笔意和气势上学王字的精神，字形却摆脱了二王的纤秾，以生、强、奇、拙、倔别开生面

张怀瓘，初名怀素，奉皇帝命改现名，海陵（今江苏泰县）人。他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官至翰林供奉。家藏丰富，供职于内廷又见了许多历代名家法书，集毕生之力，专攻书道。他自诩“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独步于数百年间”，可惜后世见不到他的一张真迹，留给后人的是一系列书论：《二王书录》《书断》《书议》等十数种。《书断》三卷，详细记录了历代各种书体及善书者的源流。《书议》（或作《议书》）一卷，对正行章草四体书家作了品级的评议，并阐述了四体书写的方法。他对王羲之独有非议，初唐名家也尽被他摒弃于神品之外，反映了他对初唐书坛震慑于王羲之盛名、畏缩不前的不满。他崇尚古人，寄希望于当代，热情呼吁“圣朝妙手”能与钟王“比肩”，传递了盛唐有识之士创立适合于自己时代新书体的迫切要求。

中盛唐以后，书论蔚为大观，除书家颜真卿外，文人学士的书论专著以及涉及书法的小品诗赋时有问世，如窦臬《述书赋》、窦蒙《述书赋注》、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韩愈《送高闲上人序》等从各个角度总结技法，赞扬当代的艺术大师。即使是方外人士，僧亚栖也有《论书》著作，文虽不满百字，但也强调“通则变”，主张推陈出新。这一切证明了书法在唐代的普及化，受到各阶层的垂爱与关注，也坦露了盛唐人的自信、自尊、自强无畏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