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城区文化馆】明清名画10

搜尽奇峰打草稿—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

《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清代，石涛作，纸本，墨色，纵42.8厘米，横285.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石涛是一个对清以来的绘画史极具影响、而又极受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在画坛被摹古画派笼罩，画家的创新活力渐遭销蚀的时代，金鸡孤鸣，唱出一片新天地。但同时，他矛盾、怪诞的性格—身为明宗室后裔，为逃生而出家，却又两次恭接清帝圣驾；既已出家为僧，却又媚走于权贵间，以求荣华；以“僧人”面世，却又无心研究佛典；写了《画语录》，标新立异，却又在晚年大加删改为《画谱》，将往日的锋芒一概抹去，复归守旧故道，让后人感觉迷惘的同时，又惊叹他的才华。

《搜尽奇峰打草稿》

恣肆奔放，凝重饱满

作为一位职业画家，石涛是一位高产的画家。他的画苍郁浑厚之中蕴含着淋漓恣肆的气韵，这和他的经历与性格多有相通。从他四处游历、亦禅亦道的经历来看，禅道思想对他的绘画审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禅，直指本心顿悟成佛，明心见性去妄存真，超越理念而重直觉，斩断思虑留意当下。而老庄道家美学的特点，强调本体的虚无与混沌，主张人性放达，追求超然脱俗的人生境界。受到禅道思想影响，中国文人作画，并不太关注客观现实，更追求自我灵性的张扬，自然物象在他们的眼里与画中，变得虚无缥缈。特别是水墨画，以黑白两色，兼得众彩，即使留白，也“无中生有”，形成妙不可言的审美体验。这种影响，在《搜尽奇峰打草稿》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石涛《梅竹图卷》

“搜尽奇峰打草稿”，多么磅礴而又有重量的题目。此图作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正是石涛北游京城期间，是他画中之精品。图上以其独特的隶书题写了“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9个字作引首。此图完美地体现了石涛所总结出的“三段两叠”式山水构图程式。画卷中，一条小溪分隔两岸，石壁耸峙，群山巍峨。云雾缭绕，潺湲河流上有小桥连接，小船上有人正悠然垂钓。至画面中段峰回路转，樵径曲折，茂密的树林中，有村舍瓦屋掩映，主客二人相谈甚欢。画卷的后段，江面渐渐开阔，水流潆洄，一带江水，悠然而逝。坡岸上，有高士席地而坐，水中有舟载客而来：“噫吁兮，微斯人乎，吾谁与归？”

整张画以细笔层层勾皴，由淡而浓反复渲染，尤其是“苔点”的运用，经由干、湿、浓、淡，反复叠加，如同雨借风势，磅礴细密。自然山川的豪放郁勃之势，结合石涛的真情实感，过往的种种经历，得意、失意、无奈、悲愤，在这不大的篇幅中，通过一笔一墨，淋漓尽致地立在纸上，抒发着强烈的爱与憎。

画完这张画的第二年，石涛离开北京，此后一直定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与沈周一样，作品中既有精品力作，也有应酬之作。清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书画作伪层出不穷，并且形成了地域性特色，如“苏州片”“扬州片”“湖南造”“北京后门造”等，其中有些人就专门伪造石涛画作。其中有位名为詹步青的作伪高手，所仿造的石涛晚年的粗笔山水几乎可以乱真。此外，以张大千伪造的石涛画作最与众不同，伪笔法而不伪画形，信笔而出，与真迹十分相类。不仅如此，张大千对石涛落款钤印特点也做过精心研究，再加上一套细致的作旧方法，其所伪造石涛画作，从画、款、印到纸墨气息都极相似，也骗过了许多鉴赏家。不过张大千笔力不如石涛厚重，线条也较光滑，这是不同之处。

石涛伪作之多、手法之精，民间所藏石涛伪品无从统计，且多为次品。由于历史原因及国内研究的匮乏，石涛的部分赝品还被收录在一些图录中，成为这些赝品售以高价的通行证。近年来，拍卖场上的石涛赝品也是屡见不绝，以山水题材居多，偶有人物伪作出现。

苦瓜和尚，颠沛人生

石涛《淮扬洁秋图》

石涛生于明朝末年，15岁时，明朝灭亡，父亲被唐王捕杀。国破家亡，石涛被迫逃亡到广西全州，在湘山寺削发为僧。而后颠沛流离，辗转于广西、江西、安徽、江苏、浙江、陕西、河北等地，晚年才定居扬州。他带着内心的矛盾和隐痛，创作了大量精湛的作品。最为人推崇的，是他画中那种奇险兼秀润的独特风格，笔墨中包含的那种淡淡的苦涩味，一种和苦瓜极为近似的韵致。他用世人皆知又让人费思的古怪别号：苦瓜和尚，瞎尊者。“苦瓜”何解？石涛双目明亮，又何以称“瞎尊者”？较流行的说法是：苦瓜者，皮青，瓤朱红，寓意身在满清，心记朱明；瞎尊者，失明也，寓意为失去明朝。失明之人，岂有不想复明之理。他的出家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姿态，石涛的性格中充满了“动”的因素，因而他身处佛门却心向红尘。康熙南巡时，石涛曾两次接驾，并山呼万岁，并且主动进京交结达官显贵，企图出人头地，但权贵们仅把他当作一名会画画的和尚而已，故而功败垂成。因此他是在清高自许与不甘岑寂之间矛盾地度过了一生，好在他聪明绝顶，巧妙地把这种矛盾发泄到他的画作之中，所以他的作品纵横排闼、闪转腾挪，充满了动感与张力，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高明之处，也是他作品呈现瑰奇特点的原因所在。

石涛生活上较得意的时期，是康熙帝玄烨两次南巡被两度召见，这是他最感荣耀的大事。这两次召见，可能对他的画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石涛被召见后意气风发的情感。清圣祖玄烨的第一次南巡在康熙二十三年，岁在甲子（1684年），当年11月，圣驾驻跸南京，曾至名刹长干寺巡幸，时石涛正挂锡该寺，欣逢其会，即与长干寺僧众一起恭迎接驾。5年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石涛再次于扬州平山堂恭迎圣驾，康熙帝居然还当众呼出石涛之名，这不能不使石涛受宠若惊，倍感荣幸。为纪念这一难忘时刻，石涛特作《客广陵平山道上接驾恭纪》七律二首，诗云：“无路从容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松风滴露马行疾，花气袭人鸟道攀。两代蒙恩慈氏远，人间天上悉知还。”“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已一路当先。圣聪勿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神龙首尾光千焰，云拥祥云天际边。”诗中语句感情真切，既有对皇上的感恩戴德，又对恭迎接驾这件事颇感得意。与此差不多同时，石涛神采飞扬地挥毫绘制了一幅《海晏河清图》并题了如下诗句：“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方喜祥风高岱岳，更看佳气拥芜城。尧仁总向衢歌见，禹会遥从玉帛呈。一片箫韶真献瑞，风台重见凤凰鸣。”画中款署“臣僧元济顿首”。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石涛不仅为两次面君而感荣耀，而且已以新朝属臣为荣了。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秋，石涛到了北京，结交了不少上层官吏，如大司马王骘、大司寇图公、辅国将军博尔都等，并与博尔都结为挚友。结交这些上层人物，应酬绘画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石涛的一批新作随之问世，不少官吏得到他的新作。其中给博尔都画得最多，不乏精工之作，如和王原祁合作的《竹石图》就是专为博尔都所作。作为挚友，博尔都也对之有回报，他曾作《赠苦瓜和尚》七律一首，诗云：“风神落落意忘机，定里钟声出翠微。石火应知着处幻，须眉果是本来非。坐标海月群心悦，语夹天花百道飞。高步自随龙象侣，惟余元度得相依。”可以想象，新的游历和交往，大量新作品的绘制，石涛画艺的提高也是必然的。石涛在广泛的交友活动中，不断地向同时代的画家学习，凡能为我所好，为我所用的笔墨技法都虚心采撷，兼收并蓄。在南京时，他就结交了梅清、龚贤、程邃、髡残等，在北京与王翚、王原祁等亦十分投契，常在一起切磋画艺，从而使他在当时和回扬州后创作了不少气势恢弘、深厚严谨的精心之作。凝炼的风貌中一股刚健之气溢幅而出，诚如王原祁评语：“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

北京之行是石涛人生的转折点，在绘画艺术上，他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并未达成入仕的愿望。原先石涛是抱着欲向“皇家问赏心”的愿望北上的，他曾以为康熙帝也礼佛，能像顺治帝礼待旅庵那样礼待他；原先以为京城的权贵也礼贤，能像伯乐荐举千里马那样荐举他，然而他的这些愿望最终彻底落空。在京期间，他受人之邀，频频出入王公贵族的高第深宅，吃喝之余，须投挑报李，得写画回敬主人，赋诗美言主人。虽然结交的达官贵人不少，但真正能体察他心思的屈指可数，他终于明白自己在京城社会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丝苦笑中吟出了如下凄楚哀婉的诗章：“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诗中道明他在京城的社交舞台上，充其量只是个“乞食”者而已！上层人物只把他当作画匠，这使他感到很失望。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秋，51岁的石涛买舟南下，与他相交颇深的博尔都等至码头送行，至冬日石涛回到扬州，从此定居当地。自回到扬州后，石涛一心投身于艺术创作，这期间是他绘画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阶段，其绘画风格由中年较繁富、清逸转向沉雄、朴实。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病故。

纵观石涛生前身后世界，两百余年来，后人对其的追捧与争议一直未有停歇。就近现代名家、大家来讲，扬州八怪、张大千及傅抱石都是非常之“石迷”。